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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昌彦:经济结构失衡抑或互补?
中国企业家财富俱乐部(BFCC)—打造您的财富加速器-中国百强互联网运营商易城中国鼎力推荐互动商业资源平台   2010-04-24 14:36:08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结构失衡”及其改造作为2008年到2009年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及其对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讨论频频涉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已几乎毋庸置疑。“失衡”论背后的理念似乎是,全球市场应该平滑、无摩擦才能维持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平衡,从而充分获取最大的全球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因此,有人主张,应该避免国民经济体通过阻碍进口的手段来保护或培植本国产业——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这种策略叫做“进口替代品”。同样,也有人认为,贸易经济体之间贸易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货币市场,导致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错位。这种做法不仅会扰乱商品的公平、有效交换,更严重的是,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可以说,上述观点背后的论断是,政府不能为了从贸易中牟利而以非市场手段扰乱商品与货币的互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在此,我想重点关注“互补性”而不是“替代品”这个概念,并讨论其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关性。这样,我们或许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世界经济形势中的“失衡”。这种视角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世界上的国民经济体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和人口问题,同时又受到同样的生态因素限制,接下来我将就此做出具体阐释。

  可以说,过去二十年间,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巨大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点上。但是,中国经济的变化还包括另一方面,那就是从农村主导型经济发展过渡为以城市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三十年前,中国开始认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期实现经济现代化,那时候农村人口的比例占到大约80%。改革开放以前,实现工业发展的手段是将农村物质资源作为主要资本积累来源转移到城市,这一过程中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动。但是,人口经济学理论预测,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地区的生育率不受控制,即使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也不会相应增加。相反,生产率提高反而会导致农村人口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生存陷阱”。虽然中国曾对生育进行严格控制,但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并未发生改变。

  真正显著的变化从最近三十几年开始出现。首先,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他们以乡镇企业等形式(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成自己的产业基础;农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地区永久或暂时居住;农村行政部门也被纳入城市行政部门,等等。到目前为止,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降到50%左右。这一速度惊人的城市化进程无疑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但就未来发展而言,中国必须以各种手段进一步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地区。

  现在普遍认为,要实现这种城市化进程,不仅要求现代产业部门持续增长,还要求尚未成熟的服务业不断扩大。对此,非公有制市场激励手段应该成为主要驱动力。政府对传统产业的直接干预,特别是在对规模经济的单纯追求中,将不再像发展初期阶段那样有效。吴敬琏教授等知名中国经济学家警告说,正如某些其他经济体过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的,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避免“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政治、官僚力量与大规模产业利益的媾和。这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巨大转变有害无益。“进口替代品”政策亦然。这些体制或政策迟早会阻碍农村人口进一步融入生机勃勃、有竞争力的城市经济中。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国家政策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方面毫无作用。这方面,国家政策的制定至少面临三个主要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考虑到其对环境和能源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像前工业时代的美国一样,以能源代替人力追求规模经济的做法,在中国特殊的发展和人口条件下,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更不用说对环境的广泛影响了。

  第二,快速的城市化要求政府政策在公共教育、城市交通、医疗卫生、垃圾处理和疾病防御等方面进入更高的层次。这些活动无疑需要在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而这又要求地方政府有坚实的财政基础。以往将商业活动相关财政税收集中化的做法,可能对防止省级保护主义(也就是省级的“进口替代品”政策)和促进综合国家市场发展有一定作用。但是,这样做有副作用,地方财政资源会遭到压榨,因为集中的财政资源在向地方政府转移的过程中尚不能做到公正透明和照章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度依赖租赁城市土地用作商业用途来获取收入。这可能导致财政造成的地产泡沫,而缺乏具有远见的城市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投入。显然,这种机制无法长期持续下去。整体财政改革的设计似乎应该使地方政府更加负责,并对各种由于进一步城市化产生的公共需求做出响应。

  第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近在眼前。正如人们所说,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帮助中国避免了马尔萨斯生存陷阱。但是,这一政策,加之人均收入增长带来的显著死亡率下降,会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长期后果。目前老龄化尚未成为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同样从农业经济走向城市化的日本和韩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对中国是有启示作用的。援引一组惊人的数字:1960年,日本工作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1.2:1。到1980年,这一数字迅速下降为7.4:1;2000年为3.9:1;到2005年,下降到2.0:1。急速的老龄化要求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原有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乐观时建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经历尝试与失败,也就是使用试错法。在我看来,目前的政府对此问题仍然未有明确的政策,但是试错法要求执政党根据公众从竞争政党的政策计划中做出的选择而进行改变。在过去,一党专政和永久性的官僚制度能够通过限制人民中的各种利益集团来稳定社会,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

  中国可能尚未达到通过公共选举来决定政府政策这一阶段,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人口议程尚未非常清晰。要在不同利益集团间达成妥协,可能仍需各级政府做出努力,只要他们能够负责任地行事,并且对于发展、人口和生态要求等上面提到的公共利益做出响应。但是,他们的议程和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方面,东亚各国经历的对比研究可能会更加有用。日本和韩国已经经历过了从相似情况开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农业为主的经济。最初出现工业化,是因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把发展资源从农村转移到产业部门,虽然资源的来源和政府的机构形式各不相同。不过,他们在向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建立民主政治政权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大致类似的发展历程和人口变化。他们的经历可能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以便中国能够进一步实现城市化,并为人口老龄化做出准备。这为今后关于互补性世界经济关系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互补性的经济概念是由19到20世纪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爱德华斯首先提出的。他针对消费提出了这同一概念:如果一种商品消费的边缘应用可以通过另一种商品的协同消费来得到加强,这两种商品就互补,就像佳肴和美酒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是,这一概念同样可以准确应用于其它很多领域。例如,一个国家为解决问题而做出的额外努力可能因为另一个国家具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变得更加富有成果,反之亦然。我认为,互补性概念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问题都有启示。这也并不是说代替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代替仍然有意义,但是互补的概念在经济学家对贸易等问题的讨论中更为重要和相关,却遭到了忽视。

  例如,如前面讨论过了,中国为了解决进一步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日本的经验及其就密集城市人口管理、公共交通、物流、医疗卫生、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可能非常有益。另一方面,日本需要通过创新和绿色技术商业化来实现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但日本的工作人口数量较少,为了有效地完成上面的举措,中国或许可以为日本提供人力资源和市场。中国需要迅速节约,以应对来临的老龄化社会,而美国可以为中国制造的商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美国要保持其经济活力和技术领导力,中国可以通过其可持续增长和制造业外包基础来提供全球发展的前景。但是,这些互补关系可能会以贸易失衡的形式呈现。日本和美国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也会存在不同形式的互补性。

  当然,世界经济存在激烈竞争。但是,其中的国家经济体可能也同时具有互补关系,因为他们在发展、人口和资源特征等方面互不相同,而需要合作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我们一方面要强调贸易关系的失衡性,但也绝对不能忽视问题解决的共同基础。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会长。本文是作者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学术峰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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